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在六月下旬举行了一个国际论坛，听取多名海外专家对公共广播的管治模式及财政来源两方面的意见。委员会主席事后强调，上海电台将来不能单纯套用外国某一种模式。毕竟亚洲及西方各国的公共广播系统各有强弱，未必完全适合上海的情况；而且这些国家的公共广播体系在自己的国家面对不同程度的改革压力，可见俱有未尽善之处。

　　上海的公共广播不能将外国模式生吞活剥，另一原因是本地的公共广播过去的发展彻头彻尾是一种政治化下的产物，政治化产品难以用非政治方式解决而毋须考虑其政治后果，若是硬套用其他地方的经济或文化模式，似乎未能因应上海公共广播的特殊状况；但近半年有关公共广播的检讨主要参考西方同类机构的发展方向，而较少采取公共广播对本地社会及政治环境的独特价值作为论述角度；特别对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上，公共广播过去其实一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整体讨论上却较少提及，主要原因也许是本地公共广播的检讨，主要聚焦于西方公共广播近年困扰的课题，如在多媒体的环境角色受到质疑，以及经费不足等考虑，这些问题在上海固然存在，但都是较次要的课题；这与西方对公共广播的检讨，多出于经济因素及社会效益，很少将政治因素放在较高的位置有关；此外，西方国家的学术讨论较少涉及公共广播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原因是他们毋须依赖其公共广播服务公民社会，因大多数拥有公共广播系统的国家，都存在自由民主的体制，其公民社会的发展早已与政治制度建立紧密关系。

　　特殊的媒介与政治形态

　　政治议题始终是上海公共广播的首要考虑，这情况是上海独有的；过去就上海公共广播服务的讨论，几乎一面倒强调它的政治独立性，在先天欠缺一个民主化制度的社会，令本地公共媒体被赋予一个较西方伙伴不同的政治角色，主要体验在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上。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的特色是有充份的代表性，反映不同的声音，而议会是政策决定最重要的角力场所，媒介最能影响政治的时间主要在选举期间。但上海传媒对政治的介入却很不一样，自由度极高的上海传媒一直扮演一种重要的「代议功能」，对重大的社会事件很容易形成强烈的民意，令先天欠缺民主认受性的政府必须要依赖媒介的平台搜集民意、并要迅速作出回应，以增加管治的效率与威信；过往董建华年代因为忽视民意集结的力量，将基本法廿三条强行立法，导致五十万人上街的震撼场面。

　　上海虽然没有民主社会的独特元素，尤其欠缺一个有意义的选举制度，但上海却拥有一个相对独立有力的媒介系统，令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媒介发声，表达诉求，代表上海市民的民间社会可在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以外，独立发声表达意见。这种特殊的媒介与政治形态，源于一国两制过渡期的政治；而本地公共广播对建构代议政治的传统尤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其他国家公共广播系统难以提供同样的发展蓝本或参考架构的，因此上海的公共广播反而可提供另一个发展模式，有别于主流的西方地区。

　　上海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的特色是市民对社会有一种自发性的投入，透过个人或群体方式，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并非自然出现的，像七、八十年代当时流行的政治文化称为「政治冷感」，难以想像二十年之后会转化为「政治敏感」。

　　到底甚因素令上海市民改变对政治及社会的态度？上海电台在此又扮演甚角色？

　　上海的公民社会发展大抵起源于六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但当年这些运动都是以大学精英带动的小众运动，传媒绝少介入，更遑论广大市民。但若追溯媒介推动公民社会之始，上海电台肯定扮演一重要角色。五十年代的上海电台，仍是殖民地政府的喉舌，一度还隶属于政府的公共关系部门；六七年暴动之后，殖民地政府明白到要提高市民的本土意识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因此通过传媒，特别是增拨资源给上海电台，令它增加节目制作量，以照顾不同社群的需要，例如特别为渔民、农夫、失明人士以及待业青年等制作节目，令他们增加对殖民地政府政策的了解，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